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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称德女帝（孝谦天皇重祚）未立皇太子，藤原百川等人抢在右大臣吉备真备反对之前，拥立了已经62岁的旁支皇族白璧王为新天皇，即光仁天皇。白璧王本是天智天皇的孙子，原不在天武天皇一脉的继承体系当中。但是，由于天武天皇系的皇族在数次政变中已被屠戮殆尽，而白璧王的夫人是圣武天皇的女儿、称德女帝的姐姐井上内亲王，即如果之后由井上皇后的儿子继位，那么天皇的母系仍属天武天皇一脉，算是一个折中之选。然而令人怎么都没想到的是，藤原百川、良继等人为了弄权，竟制造了这么一起冤案。新立的皇太子山部亲王（即后来的桓武天皇），其母高野新笠来自百济的渡来系氏族。渡来系氏族在当时政治地位不高，没有什么话语权，本来很难获得立储的资格。因此，山部亲王对藤原氏的支持异常依赖，又娶了藤原良继之女乙牟漏（后立为皇后）和藤原百川之女藤原旅子（立为夫人，其子淳和天皇即位后被追封为皇太后）作为政治上的助力。

　　历史上，引发了长达十六年战乱的“八王之乱”，其起因就是晋武帝在继承人选的选择发生了重大错误，导致了贾后专政弄权，太子被害。《晋书·天文志》是当时日本阴阳寮的指定教科书之一，写下这样的天文异象，其寓意不言而喻：用贾后杀太子引发八王之乱、东晋时庾氏一族把持朝政的典故来指代藤原氏把持朝政、阴谋陷害井上皇后和废太子一事。未发生此事前，从公元720年左右开始计算，半个多世纪来“白虹贯日”类天象仅有两次记录，“太白昼见”类天象有三次。而发生了冤案后的八年时间里，先后发生了4次“有虹贯日”类天象、5次“太白昼见”或“经天”天象、3次流星雨或“星陨”天象，还有1次彗星出现。由此看来，这些频繁被记录在册的“异常”天象很可能是阴阳寮官员对天皇的讽谏。

　　密奏一词的来源，应是唐令中规定的“密封闻奏”。《唐六典》卷十太史局一节有注：“观生不得读占书，所见征祥灾异，密封闻奏，泄露有刑。”即负责天文观察的观生不可以读写有占辞的书，上报的异常天象要密封上奏，如果泄露会面临刑罚。日本依此例制造了“天文密奏”制度，还特别强调：“季别封送中务省，入国史。所送者不得载占言。”即与异象相关的占辞不能记入史书。这种制度在奈良时代得到严格地遵守，《续日本纪》中包括上文提及的“白虹贯日”和“太白昼见”等天象仅仅有记录，未出现相关占辞。

　　而事实上，唐朝对星占数术学问虽然有所管控，但并未出现类似“国史不得载占言”的规定。《旧唐书》以及《唐会要》中多有发生异常天象时，君臣问答的内容。例如贞观八年（634）年八月二三日，有星孛（彗星）出现在虚宿、危宿，十一日后才消失。太宗召问虞世南：“是何妖也。”虞世南对答：“昔齐景公时，有彗见。晏婴对曰：‘君穿池沼畏不深，筑台榭畏不高，行刑罚畏不重，是以天见彗星。为公戒耳。’景公惧而修德，十六日而星灭。臣闻政德不修，虽麟凤数见，终无补也。苟政教无阙，虽有灾变。何损于时。伏愿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渐久，而自骄惰。慎终如始，彗何足忧。”魏征也谏言：“自古帝王，未有无灾变者。但能修德，灾变自销。”又如开成二年（837）三月朔彗星出现，文宗召见司天监询问，司天监朱子容回答：“彗主兵旱，或破四夷，古之占书也。然天道悬远，唯陛下修以德政以抗之。”基本上都是劝谏君主多修德政，戒骄戒躁，而君主也都认可、采纳这些意见。

　　延历四年，原本被光仁天皇指定的皇储早良亲王（桓武天皇的弟弟），同样以谋反罪、暗杀藤原种继的罪名被废黜。在流放途中，早良亲王而死。随后，桓武天皇立自己的长子安殿亲王为皇太子。此后天灾频发，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天皇的妃子藤原旅子、母亲高野新笠、皇后藤原乙牟漏以及另一位妃子坂上又子等亲近之人相继去世。延历八年正月朔日，还发生了日食。这些在当时都算作天皇无德的证据，桓武天皇对此非常忌讳。延历十一年（792）六月，因皇太子久病，桓武天皇命阴阳寮占卜生病的原因：“皇太子久病，卜之祟道天皇为祟。”阴阳寮占卜的结果是早良亲王的怨灵在作祟。这是怨灵作祟事件首次被写入正式的官方记录。

　　阴阳寮当然也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甚至会根据政治需要灵活处理“天文密奏”。例如，上文提及的山上船主，以及前任阴阳头大津大浦，都曾遭遇了连坐、流放，晚年才被赦免回京。可以说，阴阳寮官员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情况并不罕见。山上船主被视作冰上川继的党羽，因此政治立场可能会倾向井上废后一派，被多次记录的“白虹贯日”和“太白昼见”代表了反对派朝臣对冤案的不满。撤掉了这些旧臣后，桓武天皇启用了例如荣井蓑麻吕这种非阴阳寮世家出身的一般官员担任阴阳头。但在迁都长冈京的关键时刻，先后发生了流星雨（延历三年十一月八日）和月食（延历四年九月十五日），而国史并未记录，反倒是《日本灵异记》这样的佛教说话集记录下了流星雨与月食发生的具体时间和情况。那么，很可能是为了顺利迁都，这些“异常天象”要么未被如实上奏，要么被有意扣了下来。这种例子在之前藤原仲麻吕的执政期也能见到。不利于执政者的“天文密奏”会被删掉或隐瞒。“天文密奏”能否被载入史册，背后是执政者一派与阴阳寮官员一派之间的政治较量。

　　阴阳寮这项机构初见于天武天皇时期。天武天皇本人就善占卜之术，在举兵反叛近江朝廷时，曾以占卜术预言了己方的胜利，鼓舞了军中的士气。在政局混乱之时，星占卜筮之术所带来影响力和精神助力，天武天皇比任何人都清楚。在其统治期间，出现了草创阶段的管理阴阳占卜的专门机构阴阳寮，可见统治者对有效管理这些术数知识以及专业人员的期望。日本最早的占星台（天文台）就建于天武四年（675）正月五日，“始兴占星台”，此后的史书中（如《日本书纪》）开始详细记载诸如彗星、木星、火星等天文观察的内容。

　　日本的阴阳寮大致可分为阴阳、历、天文、漏刻四个部门，每部门各设一位博士，十名“生”来保证运行（漏刻部门因工作性质需要两倍的人手）。这个结构较从养老令颁布，直至平安时代结束，整体上没有太大的变动。只有一段时期较为特殊，就是藤原仲麻吕执政期时，阴阳寮曾被改名为“太史局”，同时拆分了大学寮的算科，与阴阳寮的历科合并为历算科。这番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推进《大衍历》的改历工作。藤原仲麻吕本人喜爱唐风，在他的执政期间，很多机构都被改成唐名。而在他政变失败倒台、称德女帝重祚后，他推行的这些改革也基本都恢复成了原样。

　　唐太史局（司天台）原隶属秘书省，其组织结构并非阴阳寮这种简单的两级线性结构。从官衔设置和负责内容来看，每部至少可再分三或四级。例如历法方面：历博士（后称保章正，从八品上）——司历（从九品上）——历生——装书历生，而天文方面，天文博士（长安四年后称灵台郎、正八品下）——监候（武德七年废，从九品下）——天文观生——天文生。虽然一些职位（例如监候）存在虚设的情况，但总体上看，唐太史局有着更为复杂的结构。从上文的“观生不得读占书，所见征祥灾异，密封闻奏”一句来看，“天文观生”就有密奏天象的权力。而行政级别更高的监候、灵台郎、太史令丞等人，自然也拥有上奏权。太史令、司天监除了用有上报天象的权力，还有应答皇帝垂问的职责。

　　从上文还可以看到，唐的太史局长官其实是有两个人——“令二人”，而阴阳寮的长官阴阳头只有一人，这也许就是两个官职的本质区别。唐的太史令仍属于专业性质强的技术类官职。而日本的阴阳头则介于技术类官员和行政官员之间。在政局混乱、“天文密奏”会影响到朝廷局势时，日本的执政者会选择派遣一般官员、藤原氏贵族、皇族来出任阴阳头。延历年间担任阴阳头的藤原菅嗣、藤原刷雄，都是出身藤原家的子弟。这种“阴阳头”虽然没有术数学知识背景或天文方面的专业能力，但可以通过控制“天文密奏”来配合执政者的需求。

　　平安初期频繁发生的怨灵作祟事件，其实是职业阴阳师对灾异说的利用。其工作流程类似“发生怪异事件——阴阳寮占卜原因——指出怨灵作祟——阴阳师负责祭祀攘灾”。在天灾瘟疫不断的大环境下，阴阳师利用统治阶层的脆弱心理，重新夺取政治线世纪中叶以后，在职业阴阳师逐渐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时，“密奏权”以及“阴阳头”职位又回到了技术官僚（阴阳师）的手中。10世纪之后的史料中，更出现了天文博士直接向天皇上奏的事例。且“国史不得载占言”的要求也不再严格。《三代实录》中就保留了“去年阴阳寮奏，明年可有兵疫之灾”，“应警兵事”的内容。

　　尚献甫，卫州汲人也。尤善天文。初，出家为道士。则天时召见，起家拜太史令，固辞曰：“臣久从放诞，不能屈事官长。”则天乃改太史局为浑仪监，不隶秘书省，以献甫为浑仪监。数顾问灾异，事皆符验。又令献甫于上阳宫集学者撰《方域图》。长安二年，献甫奏曰：“臣本命纳音在金，今荧惑犯五诸候、太史之位。荧，火也，能克金，是臣将死之征。”则天曰：“朕为卿禳之。”遽转献甫为水衡都尉，谓曰：“水能生金，今又去太史之位，卿无忧矣。”其秋，献甫卒，则天甚嗟异惜之。复以浑仪监为太史局，依旧隶秘书监。

　　尚献弗与武则天之间的这番君臣互动，可以说明很多问题。尚献弗被启用时，曾以自己怕拘束为由推辞。武则天就直接将太史局从秘书省独立出来，并改名浑仪监，任命他为长官。后来尚献弗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以自己本命在金为由，荧惑（火星）犯五诸侯的太史位，以天象论说自己命不久矣。武则天对他的话非但没有质疑，反而主动为之解厌，不但将其调离原来的职位还寻了一个带“水”字的散官——水衡都尉给他，理由是水能生金。可见，五行纳音之说在当时是一种社会共识。基于这种文化底蕴，君主自身也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对于天文异象的接受度比较高。

　　第二，儒家学说的发展与社会地位。天象异变的象征意义，源于先秦时期流行的占星术与阴阳家思想，西汉的董仲舒将其发展成“天人感应”学说，使之理论体系成熟完整。而儒学发展这套学说的目的，是为了制约皇权的发展，强调德政仁政，并不会无限制地发展其神学的一面。因此，东汉时以王充为代表的儒学家又发展出了相对系统的无神论思想来制约“天人感应”说的发展。到了唐代，太宗本人提倡儒学，曾说：“朕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礼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下旨让孔颖达等编写《五经正义》。就连当时担任太史令的傅奕（佛教）、太常博士的吕才（编撰修订《阴阳书》）等人其实也都是硕学大家。三教兴盛的唐王朝，儒家思想仍然占有主导地位，治国以礼教为先，对于谶纬学说有一定的抑制。

　　日本的情况则不然。奈良时期最为兴盛的是佛教文化，天平文化期（729-749）作为其历史上鼎盛的文化兴盛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事件却是修建大佛。日本还创建了习合的体系，加强了信仰的广泛性。藤原氏，出自中臣氏，而中臣氏就是负责神事和祭祀的氏族，号称是“在神和人之间负责沟通的臣”，由此得名。在藤原氏的掌权期，强化有神论显然更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在8世纪末的平城、嵯峨天皇的在位期间，两位天皇都有过恢复以儒学为治国基础的政策，但经过朝堂辩论后都被曲解，政策恢复原样，难以推行。